编者按
亨廷顿因《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而享誉世界，其生前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却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讨论。这本书的主旨可以概括为：文明冲突演化成为美国的文化内战，激化了21世纪初美国的国家认同危机。而在作者看来，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倒很像根据此书制订而成，也注定酝酿其内部的认同危机。
2008年，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与世长辞。亨廷顿在政治上一生都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在思想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保守主义者，他在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接受政治学教育，在哈佛大学政治学系任教五十余年，六本专著均耗时近十年潜心写就，也都坦率直言美国政治、世界政治和“美国与世界”关系的要害，因此在美国政治学界备受争议却影响巨大，堪称理解美国现实政治的理想窗口。回首亨廷顿身后的动荡世界，人们仍能感受其思考的敏锐。他的“文明冲突论”比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能解释冷战结束以来的世界格局变迁。他对“我们是谁”的追问告诉人们，“文明冲突战”早已在美国国内打响。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正是在回应这个挑战，特朗普政府的思想路线是亨廷顿而非班农奠定的，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更像是受到其生前最后一部著作2004年《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的启发。
左图：隐喻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战略受亨廷顿思想的影响；右图：《我们是谁》一书深化了美国思想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美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
《我们是谁》的主旨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文明冲突演化成为美国的文化内战，激化了21世纪初美国的国家认同危机。美国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危言耸听，因为随着经济、文化、技术和政治的全球化，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911事件也让美国人同仇敌忾，美国的国家认同并无危机可言。亨廷顿反驳道，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没有看到下述残酷的现实：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经济发展、跨国身份、世界公民的兴起，没有扩大交流反而将人们推向封闭，人们的身份认同越来越建立在语言、种族、宗教、文化的本土性上，不少国家的意识形态重新宗教化，西方世界的国家认同出现伊斯兰化趋势，很多原本固若金汤的现代国家遭遇分离主义挑战，经济全球化与认同本土化从一开始就是同时并存的，国家认同危机已经变成全球性的认同危机。美国也无法置身事外。亨廷顿坦言，美国国家认同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且由来已久。这是因为，国家认同是建构出来的，在不同环境下时强时弱或重或轻，需要时时悉心维护。在美国历史上，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是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才建构出来的，既要克服州县、市镇这些地域性的身份认同，也要克服白人、黑人、西班牙裔、亚裔之类种族性的身份认同，还要克服围绕性别、堕胎、同性恋等问题形成的文化性的身份认同，这些地域、种族和文化认同都曾经高于国家认同。美国的国家认同是在战火中锤炼的。1776年建国后的百余年里，美国没有国史，只有各邦、各州地方史。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推动了南北和解，美国才有了真正的国史，爱国主义才进入中小学教学大纲，国家认同才一路高歌直至在二战助力下达到巅峰，美国成为西方世界民族主义最强烈的国家。但是，好景不长，美国的国家认同盛极而衰，1965至2004年的四十年中一直在走下坡路。美国之为美国、美国人之为美国人的独特性备受蚕食，美国的政治、法律和政策失去同化能力，将国家认同推入险境。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大国的兴衰更替是自然而然的。当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分界线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事实上无力承担帝国主义的重负，无法以单极力量维系全球影响力，必须正视国家认同危机并调整内外战略。如果不追问美国和美国人的的独特性，不直面美国的国家认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其因应之道，一旦美国面临比911事件更大的内外挑战，就很难避免类似斯巴达崩溃、罗马帝国灭亡、英殖民帝国瓦解、苏联解体、不列颠联合王国衰败的悲剧命运。
《我们是谁》所探究的正是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源。美国人之为美国人的独特性，究竟是人种、民族、宗教、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义伦理、文化还是财富、强力、政治？美国人对美国有没有超出人种、民族和宗教认同的国家认同？美国之为美国的独特性，究竟是多文化、双文化、单文化、镶嵌画还是大熔炉，究竟是普世国家、欧洲国家、独特文明亦还是社会契约所缔结的政治共同体？亨廷顿的这些追问告诉人们，美国是美国人的共同体，共同体的首要特征是共同性，共同性是靠区分自身与他者的独特性建立的，和平状态下要区分“他我”，非和平状态下要区分“敌我”。那么，美国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呢？美国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的独特性是“美国信念”，由一套抽象的政治原则或政治价值目标组成，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法治、权力制约、有限政府等等，“美国信念”让美国成为普世国家，让美国政体成为值得各国仿效的世界政体。亨廷顿代表美国保守主义者与之针锋相对，很不幸，美国信念并不是美国人的独特性所在，因为这些抽象的政治原则同样适用于并且已经被其他国家所接受。美国人也许曾经以“美国信念”立国，但这其实是个表象，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充满了阴暗面，二战前美国一直是一个白人社会，二战让美国成为一个多种族社会。美国新教民族主义长期排斥印第安人、少数族裔和新移民，美国的种族主义也历史悠久，从消灭和驱逐印第安人、种族清洗到奴隶制、种族隔离、种族优越论、排华主义、限制移民，都违反“美国信念”，美国并不是一贯坚持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左图：美西战争期间的“美国原则”雪茄标签；
右图：2019年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制作的“美国信念”纪录片
在亨廷顿看来，能够把美国历史从两百年拉长到四百年的，不是“美国信念”而是盎格鲁-新教文化，包括英语、基督教、宗教伦理、英国式的法治观念、统治者责任、个人权利观念以及反天主教的新教价值观，支撑“美国信念”的所有政治原则都有新教渊源。这是因为，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本土同文同种密不可分，1629-1640年新教革命虽在英国本土遭遇天主教复辟而失败，却在殖民地创造出了一个殖民者新社会，这个新社会在人种、民族和宗教上是高度同质化的盎格鲁-新教社会。1776年美国建国之际，三百多万白人八成来自英国，新教徒占98%，黑人是奴隶，印第安人整体上被排除之外。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新教国家，不仅在文化上继承了英国新教，在政治上也继承了中世纪晚期都铎时代的英国体制。亨廷顿在这里延续了其1981年《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的判断，新教文化是美国的神经，都铎政体是美国的骨架。这个政治骨架的重中之重在于，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在结构上分立，在职能上混合，结构分立是形式，职能混合是实质，美国政体是现代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因素构成的混合政体。因此，美国总统事实上是选举的君主，是不戴王冠的国王，拥有和都铎时代英国国王一样甚至更大的权力，内阁各部长只是总统的秘书，美国联邦政府用总统的名字定义，这些都是英格兰都铎政体的遗产。亨廷顿把美国的独特性放在盎格鲁-新教文化上，它既是贯穿美国历史的核心文化，也是美国所有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源泉。美国所有政治场合都有浓厚的宗教氛围，政治宣誓手按《圣经》而不是《宪法》，新教在美国不是国教、却胜似国教，华盛顿成了摩西、林肯成了基督，美国信念是不提上帝的新教，美国公民宗教是不提基督的基督教，美国的国家认同是新教爱国主义。这让美国既是现代世界中政教分离最彻底的国家，又是政教合一最彻底的国家。左图：美国国会大厦顶部壁画；右图：美国历届总统在该壁画中被刻画为上帝与诸神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新移民带给美国的最大挑战就是认同危机，双重国籍、多重国籍、多重公民身份、全球化这些因素导致人们要在认同上做排序。转折点是1965年，美国废除了旨在同化移民的熔炉政策，由此形成两个方向完全不同的时代，21世纪初的当今美国面对的国家认同危机肇始于此。1965年之前，美国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美国有能力通过熔炉政策让移民美国化、塑造国家认同，是因为大家都接受新教文化，所有宗教都“新教化”了。盎格鲁-新教文化是美国信念的父亲，是美国和美国人最大的独特性和共同性所在。但是，1965年之后，在自由主义政治精英主导之下，美国移民国策走向“去美国化”、“非美国化”乃至“反美国化”，反复解构美国和美国人的独特性和共同性，让美国的国家认同面临种族、语言和文化上的三大挑战。首先是种族主义对美国信念的挑战，对少数族裔的补偿行动、配额机制、特殊照顾变成了逆向种族主义，走向种族平等的反面。其次是双语趋势对英语主体地位的挑战。墨西哥裔群体要求把西班牙语列为第二语言，冲击英语的主体地位。很多白人不愿让子女跟墨西哥裔同校，导致教育上的种族隔离在美国重现。精英与大众对此严重分裂，精英支持双语，大众并不支持。1980-2002年间，美国包括最自由主义的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四个州和三个城市进行了12次语言政策公民投票，只有一次是大众支持了精英。最后是多元主义对核心文明的挑战。多元主义本身不是西方文明固有的，它是少数族裔通过斗争争取来的。但是，多元文化对公立学校影响巨大，公立学校原本应该宣扬美国和美国人的国家与民族历史、意识和认同，现在却变成了黑人、亚裔、印第安人等少数族裔各自宣扬祖国的历史，美国史被逐出大中小学课堂，从主流变成了边缘。亨廷顿认为，这三大挑战直指欧洲文明、欧洲中心论或西方文明中心论，直指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在美国的主体地位，它们改变了教育平等的内涵，导致同化不再意味着美国化，不是向美国主流语言文化靠拢，而是向母国语言文化靠拢，越来越多的新移民身在曹营心在汉，遍布西南各州的墨西哥裔尤其难以同化，西南各州可能变成“墨西哥的飞地”，变成 “美国的魁北克”，美国国将不国的危险大大增强。
左图：美国历史学者小施莱辛格的著作：《走向解体的美国》封面；右图：1960-2000年之间生于外国的美国人对比此外，美国的国家认同还面临三大内部威胁。其一是美国商界、学界和各专业界的国际化精英和以“达沃斯人”为代表的世界公民，他们信奉道德主义、经济帝国主义或普世主义的超国家观念，他们不仅没有祖国意识，还把民族与国家作为谋取私利的舞台，他们与美国和爱国大众的利益背道而驰，他们是美国内部的敌人。其次是那些与母国政府存在更紧密联系的移民群体，它们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影响母国政府、促进祖国利益，而美国结构分立的权力体系、多元主义的氛围以及冷战后直至反恐时代的无共识状态，正好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其三是美国正在发生的社会趋势，白人的种族属性消失殆尽，人种之间的传统区别模糊减退，拉美裔人数激增、影响扩大，精英和大众在国家认同上的分歧扩大，这些趋势导致美国的国家认同出现新老代际断层，美国可能走向排外的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美国人彼此之间严重分裂，美国因此变得非常脆弱。除了内部威胁，还有外部危机。亨廷顿认为，在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下降了，文化的重要性上升了，美国失去了赖以建立共同性维护国家认同的外部敌人，寻找新的敌人成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外战略思考的重心，“没有冷战，身为一个美国人还有什么意义？”除了冷战以外，塑造现代美国和现代美国人的，还有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也是现代政治学兴起的大背景。没了冷战，就没了敌人，没了给自己定位的对立面，“我们是谁”就成了大问题，美国要找到一个理想的敌人才能重振核心文化和国家认同，理想的敌人既要在意识形态上与自己为敌，和美国并非同文同种，又要有足够强大足以威胁美国的军事实力。按照这个标准，谁是美国的敌人？左图：美国盖洛普公司对“谁是美国的敌人”的抽样调查结果；
右图：美国政党如何定义美国的敌人，蓝色代表民主党、红色代表共和党、灰色代表无政党立场的中间人士
概言之，围绕国家认同所面临的挑战与回应，围绕美国和美国人的独特性和共同性的解构与反解构斗争，将会成为21世纪美国政治的重要内容，将会左右美国对外战略和内部政策，其结果取决于美国是否再次受到内外敌人的威胁。
亨廷顿将其生命的最后时光聚焦在美国能否重振国家认同上，冷战结束之后的美国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精英和大众、精英白人和普通白人之间出现了认同分歧和代际断层，美国白人很可能在并不久远的未来不再是人口的多数，美国的世界地位也正在受到非西方世界的巨大挑战，他因此主张，在美国国家认同生死存亡的关头，美国需要重新认识自身的核心文化，如果能够重新振兴盎格鲁-新教文化，重新同化新移民、使之美国化，美国白人就可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人口的少数统治人口的多数，也有可能继续统治整个世界。对亨廷顿来说，美国能否重振国家认同，将决定美国在21世纪的命运，决定美国是走向只强调“美国信念”的意识形态、却失去核心文化的多文化社会和松散的邦联，还是变成双种族、双语言、双文化的分裂美国，决定美国是走向白人至上的排他主义，还是重新振兴核心文化，在文化和宗教信仰中找回国家认同，并因为与不友好的外部世界对峙而充满活力。而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也面临三种选择：一是让世界来定义美国的世界主义方案，让美国拥抱世界、向世界敞开，越多元化、国际化越美国。二是用帝国化的美国改造世界的帝国主义方案，美国霸权至上，美国价值观普适，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文化必须接受美国标准的改造。三是让美国成为美国的民族主义方案，美国继续保持自身生活和文化的独特性，越坚持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中心，宗教信仰越虔诚，民族主义精神越强烈，越有别于其他国家越美国。亨廷顿出于对美国前途命运的强烈忧虑，把美国的独特性放在文化而非政治或种族上，在他看来，美国能否改变在身份认同的旗杆上美国国旗被下半旗的现状，能否转危为机，能否以少胜多，取决于政治家能否做出符合美国和美国人整体利益的合理选择。左图：当今世界中国、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影响力分布；
右图：近年来颇为流行的“美国自由、中国制造”纸箱图
但是，纵观亨廷顿身后的十年，在移民及其同化、多文化与多样性、种族关系与补偿行动、国家历史标准、英语地位、公立学校和公共部门的宗教、双语教育、大中小学教学大纲、校园祈祷、堕胎、公民身份与国籍、外国势力干预美国大选、美国法在境外的适用、移民群体在美国内外不断扩大的政治作用上，美国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这些内忧外患上都存在重大分歧。
对于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者而言，美国的内忧外患都迫在眉睫。根据人口学家的推算，美国人口结构将于2050年出现白人与其他人种平分秋色的格局，人口种族上的平分秋色会不会演变成政治经济上的势均力敌，美国的白人会不会变成美国的少数，对这个“亨廷顿拐点”的焦虑正在从美国少数精英的危机意识变成美国多数白人的普遍担忧。这一社会心理变化让特朗普这个曾经的改革党、民主党代表共和党当选美国总统，让特朗普政府积聚了巨大的政治势能，使之频频对美国自由主义的内外政策发起攻势。尽管民主党通常对其政策多有杯葛，共和党内的建制派也时有掣肘。但是，美国政治除了台面上的两党制，还有实质上的两党制：“在朝党”与“在野党”之争。作为“在朝党”，特朗普政府手握巨大的公共财政资源支配权，享有整合共和党内建制派、弥合两党分歧、驾驭国会政治的制度化潜能，这种潜能在外交上比在内政上更容易转化成实力，历届美国总统因此经常使用“以外促内”策略，通过外事撬动内政。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家认同陷入困境积重难返，美国的国家利益模糊不清难以界定，外事在这个时候比内政更容易让两党达成共识、一致对外。
如果拉长历史的视野来看，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在冷战中成长起来的，二者在冷战期间既一致对外又彼此斗争，在冷战结束后彻底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自由主义者相信历史已经终结，希望向全世界推销美国价值、美国体制，保守主义者居安思危，希望重振美国的核心文化和国家认同，奥巴马政府代表前者坚持多元主义、世界主义和“软帝国主义”，特朗普政府代表后者走向美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硬帝国主义”。双方已经缠斗了五六十年，今后多半还会继续斗下去，能让双方“修我矛戈与子同仇”的，仍然是一个理想的敌人，只有一个理想的敌人，才能激发出亨廷顿所言的“刚健的民族主义”。对于意欲理解美国政治的现实世界的人们来说，美国借助这一点应对认同危机、谋求政治共识、重振核心文化、重塑国家认同、推动国家复兴的可能性，无疑需要认真对待。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美]塞缪尔 ·亨廷顿著，程克维译，新华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